廉署，无法复制的香港特产

2012-09-07 02:23:23　来源：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作者简介

何亮亮，国际问题专家，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言论部副总监。曾撰写《俄国新总统普京传》、《汪道涵传》、《第三次海湾战争》等作品，多次荣登畅销榜。现主持凤凰卫视的“时事亮亮点”、“总编辑时间”等栏目。

“香港胜在有ICAC”、“廉署保密，密密实实”道出了多少香港人心中的自豪，验证了香港这块政治清廉的乐土。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何亮亮在移居香港的近20年间，对于香港的法治及文明程度有着深刻而直接的感受，由此产生了记录香港在肃贪反腐方面的今事过往和揭示香港廉政公署成功原因的冲动。他对香港廉政公署进行了深入持久地观察与分析，搜集了大量难得一见的史料，历时十年写出了新书《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

何亮亮在书中以发生在香港不同时期的几十个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为讨论对象，谈廉政、聊腐败，立场公正。该书因而被称为“一部难得一见的反腐纪实”。他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细致分析廉署的办案经验，指出港廉署多年来一直秉承的“零容忍”态度颇值得借鉴。他期望未来廉署能够一如既往地不偏不倚地办案，不受干扰。

“逢贪必抓”

优于“严惩重判”

40年前，香港曾经是个贪污盛行、民怨沸腾的社会。据何亮亮介绍，那时就连消防队救火、医生给病人急救都要给黑钱，香港警界、政界的贪污腐败状况更为严重。港英政府迫于民众压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始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开始大力肃贪。廉署成立后，重拳出击，破案如神，屡屡搬倒贪官，备受瞩目。

但在1970年代，由于廉署反腐力度很大，涉及到整个警察系统，引起全港警察的游行示威反抗。最后，港督彭定康明白法不责众的道理，无奈之下宣布特赦此前所犯的贪腐案，既往不咎，才平息了事态。

此后，廉署十分重视加大反贪的宣传，邀请明星拍摄反贪题材的电视剧，推出了很多精美的宣传画和经典的广告语。回归后，廉署根据《基本法》继续执行着其法治守护神的功能，名声也远播内地，引起了内地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兴趣。

廉政专员汤显明曾说：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被抓”。在他看来，“死刑并不能阻吓贪污犯罪的发生，因为只要有高利润在，杀头的生意总会有人做；而‘逢贪必被抓’则属那种肯定赔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所以，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容忍’。”

今年2月，香港时任最高行政长官曾荫权接受廉署调查一事震惊港岛乃至世界，并将廉署再一次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从廉署成立的第一案，指向英籍总警司葛柏，到现今指向时任特首，可见“打老虎”的目标并非虚言。

进入21世纪，廉署受到香港市民及媒体的诸多争议，特别是2004年7月24日，廉署突袭香港多家媒体，被认为是严重破坏言论自由等。在言论自由与反腐之间，如何寻求平衡，成为未来廉署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何亮亮还对各种贿选行为影响廉署办案表示担忧，“而各派政治势力都会试图利用廉署打击政敌。未来廉署如何不偏不倚地查办选举中的弊案，也是对廉署的一大考验”。本报记者 卢欢

【专访】

1.谈写作

港谚：怕老婆也不怕官

长江商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廉政公署？又是什么契机让您动手这本书的写作？

何亮亮：在香港居住二十多年了，一直对这里独特的社会与法制环境很有兴趣，港人有所谓怕老婆也不怕官（包括差人，即警察）之说，政府是服务型的，老百姓找政府办事，政府一定按规矩给办，不收钱，不刁难。所谓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因为廉署是反腐的利器。

写书的契机在2005年，当时北京的一家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写一本介绍廉署的书，所以有了翌年一月出版的《解密香港廉政公署》，该书是《零容忍》的前身。

长江商报：这本书谈廉政、聊腐败，立场公正，被人称为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反腐纪实或是最锐利的廉政读本之一。您的写作在当下有什么考量吗？

何亮亮：没有特别的考虑，就是觉得廉署很特别，而香港以外的人对此不甚了解。

长江商报：本书书名强调，“铁面无情”的廉署多年来一直秉承的“零容忍”态度。对贪腐分子零容忍，究竟意味着什么？

何亮亮：零容忍是香港官场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态度，一个原则。绝对的廉洁是不存在的，而零容忍必须有机制的保障，香港的公务员体制、法治与廉署是零容忍的机制保障。

2.谈经验

廉署是一种制度创新

长江商报：据您介绍，曾经“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后来，香港为什么会有今天如此廉政？什么方面最值得大陆乃至世界借鉴？

何亮亮：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开始转型为四小龙之一，但是当时的港英当局管制跟不上，官场腐败严重，特别是警察、消防队等与民众关系密切的部门普遍贪污，民众报案警察先要收“茶水费”，报火警消防队到现场要先收钱再灭火。1971年保钓运动在香港兴起，青年学生认同中国人的身份与市民的反腐示威结合，港英不得不做制度的修改，于是有廉署的建立。

长江商报：在回归之前，香港廉政公署直属总督，回归之后仍是直属特首，肩负反贪任务，拥有很大的权力。近40年来，廉署是怎么做到独立性？总督到特首在廉署的反贪工作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亮亮：廉署的设立是一种制度创新，在英国本土没有，英国殖民地也没有。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公务员特别是警方普遍腐败，虽然警方有内部调查部门，但是官官相护，不可能自查，港英建立的廉署独立于体制之外，经费由立法局直接拨给，廉署官员不属于公务员但比照公务员待遇，直属港督，如此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其他部门干扰办案。回归前港督直接统辖廉署，回归后则由特首直属，特首通过廉政专员领导廉署，专员只对特首负责。

制度化的宣传营造零容忍环境

长江商报：“香港胜在有ICAC”道出了多少香港人的自豪感，其中有一则海报文字写道：“畏缩：因为从前对贪污无奈；开心，因为今日公平公正。”在追求公平公正之路上，香港市民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亮亮：早期市民的作用，是通过大规模抗议等社会运动对港英形成压力；此后主要是通过媒体反映民众的意见。媒体和舆论是香港社会反对不公平、不公正的重要渠道。

长江商报：廉政公署为什么要经常做一些广告宣传，甚至通过合作拍电视电影的方式来让反贪深入人心？是否因为希望在全香港建立一种反贪的共识文化加大人们的肃贪决心？

何亮亮：通过持续的、制度化的宣传，包括政府与廉署制作的反贪文宣，可以在社会上形成对贪腐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直接的正面的引导作用，使下一代在对贪腐零容忍的环境中成长。

香港与内地无法比较

长江商报：近年来大陆屡现舆论反响很大的案件，民众觉得要么判轻，要么判得太重。有些案件靠舆论才有可能进入司法程序。您觉得舆论影响法律，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